仓修良 蔡瑞霞:“平生为此不欺二字”——论著名史学家仓修良教授的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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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仓修良教授,江苏泗阳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

  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等。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年,著述甚丰,涉及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等各个方面。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

  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有五种)、《史家·史籍·史学》;古籍整理有《爝火录》(合作者协议)、《文史通义新编》;主编有《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史记词典》、《汉书词典》等。本文以访谈形式,论述仓修良教授的史学思想。

  关键词:仓修良;史学思想

  作 者:温州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最近,著名史学家仓修良教授在我院讲学,笔者有幸对他进行专访。在近四个 小时的访谈中,仓修良教授侃侃而谈,使大伙儿儿深受教益。

  问:您做学问,好像章学诚对您的影响有点硬大,有另四个 劲谈到章学诚。您在文章中有无提到您整个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受到他的影响。

  仓:对,受他的影响好的反义词很大。章学诚的一生非常坎坷,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自陈“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他的治学会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说到章学诚,他的一生是很不得志的。他在谈到晚年生活时曾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往往为人撰述传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①他直到41岁才考上进士,从23岁起,前后共18年,原先历七次应试,最终在41岁考中进士。但此时的章学诚反倒变得惘然。从一点次次的考试中,他终于明白,他的学问,他的知识,他的观点都与当时社会潮流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不为人所接受。有之前 我我真的谋了一官半职,到那时或许吃饭穿衣不成问题图片图片,但他却得改变初衷,违背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随波逐流,跟随大流一步一趋,必须讲自己所想讲一段话,干自己所爱干的事,有点硬是自己所爱的文史校雠之业,将无法继续下去,这是他所必须接受的。章学诚有另四个 劲是落魄的,却最终弃了县官职务,以继续自己的文史校雠之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问:章学诚的一点治学会神对您影响很大,文革期间史学史课程被精简了,您却坚持这是一门有点硬要的学问,从未中断对它的研究。

  仓:是啊,肯能我对这门学科肯能产生了兴趣,有之前 我肯能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段话一段话,当时是即使今后大学历史系不再开这门课,我课余也要研究。章学诚一生有另四个 劲过着苦饥谋食,靠笔墨为生的生活,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写出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原先的不朽之作,我是非常敬佩的。《文史通义》在章学诚生前比较慢定稿,我的《文史通义新编》只是做的一点工作。至于《校雠通义》,他们把《校雠通义》说成是《文史通义》的内容,实际上暂且没有。《校雠通义》原先叫《校雠略》,起初是作为《文史通义》的内容,但只是他思路有了发展,发现内容多了,怕太庞杂了,太久就在《校雠略》的基础加在以扩充,单独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了。《校雠通义》的一点重要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科学发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是章学诚一生中极不幸的一年。因苦于工作无着落,去河南谋事,亦不得志而归。途中遇盗,所有行李都被抢光,所带44岁只是 的文稿荡然无存,《校雠通义》四卷也在其中,幸好有大伙儿儿抄存前三卷,但第四卷却不可复得。另外章学诚曾替毕沅编《史籍考》,实际上基本完成了,还有一篑之功,到最后却比较慢流传下来。他在毕沅那里当幕僚,让你修《史籍考》,还搞《湖北通志》。这部《湖北通志》是相当成功的一部大型志书,肯能章学诚虽长于史学,但从未进入史馆而无从实践,于是就把自己修史的理论在编修方志中予以实践。而《湖北通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性性成熟是什么 图片 是什么期阶段的代表作。但《湖北通志》全书完稿后,毕沅肯能镇压农民起义不得力,从湖北降级调到山东当巡抚,毕沅离去,《湖北通志》也就必须交待给下一任。而接任之官对章学诚的东西不太欣赏,加在在他们挑拨,结果这部书稿,就没有刊印出来,到现今流传下来的必须《章氏遗书》里的《湖北通志未成稿》、《湖北通志仅存稿》,还有点硬残余的东西留下来。

  问:有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您做了一点工作,您还在做《文史通义新编》的补注工作,新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和老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仓:说起一点事就涉及到长期以来这部名著的版本问题图片图片了。这与章学诚生前并没有定稿有很大关系。章学诚从35岁就肯能结速撰写此书了,但肯能生活极不安定,直到逝世都比较慢完成撰述计划。只是他在临终前数月因病不得不把详细书稿交给萧山的大伙儿儿王宗炎,让你代为校定。王宗炎在收到书稿后曾提了原先编排的初步意见征求于章学诚,但初步意见,章学诚究竟有没有回音现在没有留下痕迹,只是王更快也被抛弃人间了,原先的初步意见也就变成最后定稿了。只是我发现章学诚的一篇佚文,只是他35岁时写给钱大昕的一封信,在信中讲了自己要撰著的《文史通义》,拟“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②。只是说他要写《文史通义》,他要写成内篇、外篇、杂篇,有之前 我只是肯能他自己没编,哪个是内篇,哪是外篇,哪是杂篇也就不晓得了。有之前 我一般内篇没很大争议,王宗炎搞的内篇,当然内容也较多。外篇多是序跋书评驳议类似,什么东西他都装入去外篇,比如他给汪辉祖写的《三史同姓名录序》,像太久装入去外篇,当然他外篇也分外篇一、外篇二,而外篇三呢,详细有无书信,他定稿《文史通义》,把关于方志文章详细排除在外。章学诚的次子华绂知道只是 好的反义词原先编排是不对的,太久他在道光年间在开封刻了《文史通义》。他在序中说,王所编的与先人原意不符,太久另外编。但他编的又走了另外原先极端,他把序、跋、书信等都排除在外,他的外篇详细有无有关方志的序,如《永清县志》的序、《和州志》序、《亳州志》的序……等全在外篇。只是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则是法子王宗炎所编的目录,适当作了一点补充,约在民国1920年,刊行出来就叫《章氏遗书》。

  目前所流行的《文史通义》主要只是“大梁本”和《章氏遗书》四个 版本。前者是章学诚之子华绂所定,后者基本据王宗炎的意见编定。一点称有无我起的,肯能是在大梁刻的太久我叫它大梁本,刘承刻的我叫它《章氏遗书》本。

  这四个 本子中流传最多的也是大梁本,中华书局出的只是一点大梁本。实际上大梁本的内容少,少太久了。《章氏遗书》本解放后只出过一次,是1956年由设在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正有之前 我,我好的反义词《文史通义》的版本乱得很。肯能这有五种版本的外篇内容竟全然不同,原先是序跋书评驳议,原先则有无方志论文。肯能版本不一,给学术界带来太久麻烦。况且从有五种程度上来说,这原先版本所定的有无符合作者协议者著述该书的宗旨。太久1982年让你决心要对《文史通义》进行整理新编,1983年就完成初编,1985年修改定稿,1993年正式出版。当时我的做法原先是把四个 版本合起来,合起来后,还把我整理到的佚文加在,如我从黄云眉先生《史学杂稿续存》里偶然找到的章氏佚文:《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这两封信在刊行的章氏著作的各类版本中均未收录,就连胡适、姚名达二位编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也未见过。还有只是我在读的过程中,章学诚讲到什么什么也是《文史通义》的内容,也把他加在,最后一共补了85篇,加在原先有五种版本内所收的218篇,合计3003篇。是大梁本的《文史通义》内容的一倍多。3000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约我为《文史通义新编》作新注,到30002年11月交稿,相当于3000万字,主只是加了新注(原文仅300万字),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多了7万字注。讲到注的问题图片图片,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梁本《文史通义校注》有校注,当然他对典故注得比较详细,但肯能注者对于方志是什么东西了解过低,有的注还是错的。我这次只注人名、书名,对典故一律不注,肯能典故有词典可查,人名书名不太好查。但我对每篇文章有无解题,这是这次注释的最大特点。

  问:您曾提到您从研究史学史以来有无另四个 劲以章学诚研究为主轴向外辐射,而您所涉及的范围却遍及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等,非常广博。能谈谈您的治学经历,给大伙儿儿晚辈学人一点鼓励与启示吗?

  仓: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的教学,只是改教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我是有兴趣有之前 我有无深厚感情一段话一段话的,1983年我完成出版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也只是在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先有无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原先旁支,尤其是对章学诚进行深入研究后,了解到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有之前 我是著名的方志学家。1962年让你写了《章学诚与方志通论》,太久研究方志也就从这而来。1986年终于完成了47万字的《方志学通论》的定稿工作。我在方志学中的最大贡献是讲清了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有点硬是方志发

  展的原先阶段和每阶段的特点,只是方志的发展是经过地记、图经、定型方志原先阶段,把原先的一点传统的观点都驳掉了。接下来我要修改《方志学通论》,新的《方志学通论》要大改,其中一篇是我在美国写的,即《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这篇文章是15年前拟的题目,有另四个 劲没时间写。只是去美国写了近3万字。从地记到图经再到志,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傅振伦先生认为“图经起源于地记”③,事实上图经好的反义词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但它并有无起源于地记。地记是为分裂割据服务的,图经是为大一统、巩固中央集权服务的,两者一块儿再次出现在东汉。

  随着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图经取代了地记而得以盛行。而图经究竟是如何形式的有五种著作原先我也吃不准,肯能大伙儿儿都未详细地见过,所有人所说,有无出于想象和推测。一般认为图经应该是有图的。如王重民先生在300年代所写的《中国地方志》一文中说:“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④王永兴先生1987年在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原先说:“根据制度的内容以及‘图经’一点名称,什么地方志应以图为主,而辅之以文字说明。”⑤二位先生的观点有无错的。我认为,图经是有五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不过它并有无一点论者所言,是以图为主,所谓图经实际上是指一点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有无说皆以图为主。一点结论正是我都看敦煌图经残卷后才得出的。我重新修改《方志学通论》,只是要把一点意思都收进,原先图经是什么我讲不清楚,现在我都看敦煌图经,敦煌的图经残卷也没图,看清了图经庐山真面目,现在我要讲清楚图经了,太久要把这次责内容作大修改。

  我为甚在么在研究谱学呢?肯能谱学也是史学的原先支流,太久我要把主流与支流都研究出来。现在主流我早已出了书———《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支流呢,《方志学通论》也出了,太久我原先想计划30002年把谱牒学通论写出来。结果《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和《方志学通论》这二本书一修改,就耽搁下来了。

  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有几点体会:第一,做学问我认为应该老老实实,虚名无所谓。做学问不应人云亦云,而应该做到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比如在史学史分期上,我尽量避开传统的详细用朝代划分,只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阳国古代史学有五种发展的特点,分成四个 时期,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装入去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史学思想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就自然地联系在一块儿。另外我研究了一点史籍与史家,一块儿也关注一批长期以来被冷落的史学家,像王世贞,长期以来以文学著称于世,让你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他是明代大史学家,并把他列为与王夫之、顾炎武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做学问从来不赶风头,肯能风向是常在变的,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需要专心致志,切忌随波逐流,能够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⑥什么有无经验之谈,做学问需要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可见风使舵,以趋时尚,有之前 我就比较慢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图片图片深入下去。第三,暂且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肯能原先人的精力有限,这里不妨再引章学诚一段话来说明,他告诉大伙儿儿,“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必须,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⑦。这只是说,要想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一点“善弃”的精神是很

  难想像的,肯能人的精力有限,不分次责地样样都研究,结果将是样样都研究不好。太久需要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珍惜往事,刻苦奋斗。像我研究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看起来是好几门学科,但大伙儿儿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况且有无同出一源,方志学、谱牒学原先只是史学的原先分支,研究起来往往还需要起到互补的效果,肯能都不不另立门户去研究。对于应酬类似文章,我也暂且一概拒绝,只是往往借应酬文章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之前 我,若与研究范围无关,又必须借题发挥,则一律不写,还需要说毫无客气余地,必须原先,能够保住自己的研究正常进行。另外,我还想补充的只是做学问还需要有敢于追求真理和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追求真理往往容易做到,发现自己观点有错误,要勇敢承认乐于改正就不没有容易,不改正势必影响你的进步,有之前 我我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注:

  ①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②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

  ③《兰州大类学报》,193000年第一期,《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

  ④《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

  ⑤王永兴:《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⑥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

  ⑦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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